第二十六章
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
我们在莫斯科虽然过得自由自在，最后仍不得不迁居彼得堡。这是我父亲的要求；内务大臣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厅供职，于是我们在1840年夏末到了那里。
不过在1839年12月，我到过彼得堡一次，住了两三个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对我的监视撤销之后，我取得了出入“皇上驻地和首都”（按照康·阿克萨科夫的说法）的权利1，而我的父亲坚信，涅瓦河畔的皇上驻地比古都对我更合适。于是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2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拜见他的胞弟。但这还不是全部情由。弗拉基米尔省长推荐我晋升八等文官，我的父亲希望我的升级尽快实现。3在贵族铨叙局，各省有一定的顺序。按这顺序进行往往像乌龟爬行一般旷日持久，除非提出特别申请。这几乎已成为规矩，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一省的名单可以不按顺序，但不能从名单中单独提出一个官员进行铨叙。因此必须为大家付钱，“否则，其余的官员岂不成了免费超越顺序？”通常官员们是醵资以后推派代表进京办理；这次一切费用却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几位九等文官是靠了他，才提早八个月当上八等文官的。
父亲为这事打发我上彼得堡活动的时候，与我告别之后，又再一次叮嘱道：
“看在上帝面上，你千万小心，要提防所有的人，从驿车管理员到我写信介绍你去拜访的那些熟人，一个都不能相信。今天的彼得堡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啦，在任何场合总有那么一两只苍蝇。这话你务必牢记在心。”
我怀着彼得堡生活的这句座右铭，跨上原始的驿车（这种驿车具有其他驿车已彻底清除的一切缺点）出发了。
我于晚上九时到达彼得堡，当即雇车赶往伊萨基耶夫广场——我希望我对彼得堡的观光从它开始。一切都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只有彼得大帝高踞马背，在灰色的座基上从茫茫黑夜中露出阴暗森严的轮廓：
黑影透过夜雾，
昂起高傲的头，
巍然挺身马上，
挥手指向远方，
这雄伟的巨人，
勒紧马首笼头，
坐骑高举前蹄，
使他更可高瞻远瞩。
（《感怀》）4
为什么12月14日的战斗正是在这广场上进行，为什么俄国解放的最早呼声正是从这铜像下发出，为什么方阵5会紧靠着彼得一世——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惩罚？1825年的12月14日，是1725年1月21日6所中断的事业的继续。尼古拉的炮弹针对叛乱，也同样针对着铜像；可惜霰弹未能摧毁青铜的彼得……
回到旅馆，我发现一位亲戚在等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我无意间提到了伊萨基耶夫广场和12月14日。
“叔父怎样？”亲戚问我，“您离开时，他身体好吗？”
“多谢，与往常一样；他向您问好……”
亲戚丝毫没有改变脸色，只用目光向我发出责备、劝导和警告的信号；他把眼珠向旁边一斜，我不免转过身去，原来一个火夫在壁炉中架木柴，木柴烧着后，他就自己发挥了风箱的作用；雪从他靴子上融化，淌到地上，形成了一洼浊水。然后他拿起哥萨克长矛似的火钩走出了屋子。
我的亲戚这时才开始责备我，说我不该当着火夫的面谈这种“不堪入耳”的事，而且还用俄语。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不要忘记，这儿有个理发师，在旅馆兜揽生意，出售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梳子，发霉的发蜡等等；您对他得多加小心，我看他与警察有联系——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在这儿等您时，为了免得他纠缠，向他买了些小玩意儿。”
“为了奖励他？哦，那么洗衣妇大概也参加了宪兵团。”
“不要笑，您比别人更容易遭殃。您刚流放回来，背后有十个保姆在照顾您呢。”
“那样更好，七个保姆已经可以使我无人照顾了。”7
第二天我去找从前替我父亲办事的官员，他是小俄罗斯人，讲俄语带刺耳的重音；不论我讲什么，他毫不搭理，只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闭上眼睛，有时跟耗子似的举起胖胖的小手……他终于忍不住，看到我拿起帽子要走，把我叫到窗口，四面打量一下，对我说：“我有句话请您别见怪，我与令尊府上，还有您几位故世的伯父，都已相识多年，这才不揣冒昧……我是说，关于您过去的事最好别再多提。您不妨想想，这有什么必要，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您刚才不该在我的女厨子面前讲那些话，这个芬兰婆娘，谁知道她是什么货色，我本来就有些怕她呢。”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自由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
尔雅
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
我的“文学习作”使我在这儿也叨了光，获得了某种优待。科长知道我对其他事一无所长，便派我编写汇报，把各省各地的报告归纳汇总。上司的先见之明，使他们认为必须对未来的结
论事
先提供一些指导，免得数字与事实妨碍了要求。例如，对一份汇报定了这么一个框框：“根据罪行的数目及性质（虽然它们的数目和性质还不知道）分析，可见地方当局为提高民众道德，励精图治，已取得显著成效。”
命运和本肯多夫伯爵救了我，免了我参与制造假报告的工作。这原委我记在下面。
12月初，早晨九时，马特维报告说，警察所长要见我。我猜不透，是什么事劳驾他光临我的家，只得请他进屋。他给我看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请于上午十时前往皇上办公厅第三厅一谈。”
“很好，”我回答，“这是在链子桥附近？”
“不必费心，我的雪橇在下面，我送您去。”
我想事情不太妙，心里很紧张。
我走进卧室。我的妻抱着孩子坐在那儿，孩子病了好久，刚开始复原。
“警察来干什么？”她问。
“不知道，可能有点小事，我得跟他走一趟……你不用担心。”
我的妻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面色变了，仿佛乌云遮没了她的脸。她把孩子递给我吻别。
这时我才体会到，任何打击对成家的人总是沉重得多，因为承受打击的不仅他一人，他得为大家痛苦，也为大家的痛苦责备自己。
克制、忍耐和隐藏这种感情是可能的，但要知道，这代价也不小，我走出家门时，真是悲痛欲绝。六年前，我随警察局长米勒前往普列契斯钦警察所时，可不是这样的。
车子过了链子桥和夏园，拐向一幢房子，它本来属于科丘别伊家，现在尼古拉建立的世俗宗教裁判所就设在旁边一排房子里。我们的马车停在后门口；凡是从后门进去的人，不是都能出来的，有时即使出来，也是为了消失在西伯利亚，或者死在阿列克谢耶夫堡垒17中。我走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院子，最后才到达办公厅，尽管有警官陪同，我还是被宪兵拦住了；他叫一个官员出来验看公文，然后把警官留在走廊内，让我跟官员入内。我被带到主任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桌旁放着几把沙发椅。一个干瘦的老头儿，头发花白，脸色阴险，孤零零地坐在桌后。他故意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把一份公文看完之后，才起身向我走来。他胸前挂着一枚宝星勋章，我由此断定，这是宪兵机关的一个特务头子。
“您见过杜贝尔特将军18吗？”
“还没有。”
他沉默片刻，并不看我，皱起眉头，露出阴森的脸色，用一种嘶哑的嗓音（这种嗓音使我不寒而栗，想起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小戈利岑那种神经质的叫嚣）问道：
“您获得批准来京，大概还不太久吧？”
“那是去年。”
老头儿摇了摇脑袋。
“您辜负了皇上的恩典。看来您只能重返维亚特卡啦。”
我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先生，”他继续道，“政府放您回来，您却对它以怨报德。”
“我简直什么也不明白。”我说，再三思索仍不得要领。
“不明白？——这更糟！可见根深蒂固，本性难移。您不是首先表示忠心，洗净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留下的污点，把自己的能耐用到有益的方面——不是！根本不是！还是妄谈国事，造谣惑众，危害政府。这就谈出事情来了；您怎么不吸取教训？您从何得知，与您谈话的人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坏蛋19，他正求之不得，但愿能一转背就上这儿报功呢。”
“如果您能向我说明，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将非常感激。我再三回忆还是不明白，您这些话是指什么，或者与什么事有关。”
“指什么？……哼……好吧，我问您，有没有听到蓝桥旁边一个岗警夜间杀人抢劫的事？”20
“听到过。”我直率地回答。
“可能还传播过这消息吧？”
“大概讲过。”
“也许还发表了议论？”
“也许。”
“什么议论呢？对政府心怀不满，肆意攻击——这就是症结所在。我坦白对您说，有一点您还值得赞许，这就是您对一切供认不讳。我想伯爵会考虑这一点的。”
“算了，这哪里谈得到供认，”我说，“全城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内务部办公厅以至小店铺中，都有人议论。因此我谈到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散播虚假而有害的谣言是一种罪行，是法律所不许可的。”
“您对我的责备使我觉得，似乎这事是我捏造的？”
“在呈送皇上的报告中仅仅说，您传播了这种有害的谣言。因此圣上决定，要您重返维亚特卡。”
“您不过是在吓唬我吧，”我回答，“怎么可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一个有家的人放逐到千里之外，何况这是否事实，还没有经过查证，怎么能就此判罪和定刑呢？”
“您已经承认了。”
“可是在您与我谈话之前，报告已经呈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请您自己瞧吧。”
老头儿走到桌边，在不大一叠公文中翻寻，冷冷地抽出一份递给我。我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毫无公理可言的行径，这种不顾法律和正义的无耻勾当，哪怕在俄国也是惊人的。
我沉默了。似乎老头儿自己也觉得案情荒唐可笑，不可理喻，因此不想再为它辩护，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您好像说，您已经成家？”
“是的。”我回答。
“可惜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伯爵会尽力而为；我会转告他我们的谈话，但是不论怎样，您不能再留在彼得堡。”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作声，但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我不能诉诸言语的一切，我强压在心头的一切，都从我脸上呈现出来了。
老头儿垂下眼皮，略一沉思，忽然装出委婉谦恭的神色，用冷漠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不能再留您了，我衷心希望……不过，以后怎样您会知道的。”
我赶回家中，心中充满怒火，像要爆炸一般；我的无权地位和无能为力使我痛苦，我像铁槛中的野兽，街上任何一个无耻顽童都可以随意侮弄它，因为他知道，老虎使尽所有的力气也不足以冲破牢笼。
我发现我的妻在发烧，从这天起她病了，加上晚间再次受惊，几天后终于引起了早产。孩子只活了一天，而她几乎过了三四年才复原。21
据说多情善感的父亲22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听到女儿死去时哭了23！
他们这么起劲是为了什么——纷乱不堪，侦探密布，闹得鸡犬不宁，仿佛皇宫失火，皇位动摇，皇室面临覆灭了；可这一切实际上毫无必要！这是宪兵的诗歌朗诵，密探的即兴表演，一场无中生有的戏剧，目的无非为了向皇上表示耿耿忠心……瞧他们调兵遣将，好不热闹！
……我去第三厅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桌旁发愁，孩子在桌上摆弄玩具；我们很少说话。门铃蓦地响了，我们不禁一惊。马特维赶去开门，过不一会儿，一个宪兵军官闯进了屋子，军刀和马刺铮铮作响。他先是彬彬有礼地向我的妻表示歉意，一再挑选字眼，说他“没有想到，没有料到，没有预计到，这儿有夫人和孩子，因此非常抱歉……”
宪兵是礼貌之花，要不是由于神圣的责任，由于职务在身，他们不仅永远不想陷害人，而且不会在大街上对前导马御者或赶车的拳打脚踢。我在克鲁季茨兵营已领教过这种事，那位无可奈何的军官为了不得不搜查我的口袋，曾大感伤心呢。
保罗-路易·库里埃24早已指出，刽子手和检察官正在成为最有礼貌的谦谦君子。检察官写道：“敬爱的刽子手阁下，如果方便的话，务望劳驾，于明晨将某某人明正典刑，枭首示众，鄙人不胜感激。”刽子手马上复文道，他“认为自己三生有幸，能为检察官阁下略尽绵力，而且今后随时愿供驱策。”可是那个第三者却在他们的礼让声中丢了脑袋。
“杜贝尔特将军请您去一下。”
“什么时候？”
“对不起，请现在立刻动身。”
“马特维，给我大衣。”
我与妻握了手，她满脸泪痕，手是火烫似的。现在已晚上十时，这么迫不及待，莫非发现了阴谋，怕我逃跑，或者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最尊贵的生命面临了危险？我不禁想：“我确实对不起那位岗警，在这个政府治下，它的某个爪牙杀害了两三个过路人，这又何足为奇；难道那些第二等和第三等的高级岗警，会比蓝桥上的这位伙伴好一些吗？那位岗警中的岗警本人又怎样呢？”
杜贝尔特派人传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本肯多夫伯爵要我明晨八时前去见他，以便向我传达圣上的旨意！
杜贝尔特是个怪物，看来，在他管辖下的大大小小的第三厅官员中，他比别人聪明一些。他那张蓄着两撇长长的淡胡子的瘦脸庞，那倦怠的目光，特别是面颊上和嘴角边那些皱纹，都清楚地表明，各种欲望曾在这胸膛中进行过搏斗，最后蓝制服战胜了一切，或者不如说掩盖了一切。他的面貌有些像狼，甚至狐狸，既表现出猛兽的狡猾与机灵，也表现出它们的阴险与傲慢。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坐在那里一边写字，一边吸烟斗。他一见我，马上起立，请我在他对面坐下，用下面这句奇怪的话开始：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25使我有机会见到阁下。今天早晨您应该会见过萨赫迪斯基26了吧？”
“见过。”
“我很抱歉，为了一件对您十分不愉快的事，不得不把您请来。您的疏忽又招致了陛下对您的不满。”
“将军，我要对您说的，与对萨赫迪斯基伯爵说过的一样，我不能想象，仅仅由于我复述了街头的谣言，就得再度流放。您当然比我更早听到这谣言，可能也像我一样谈论过。”
“是的，这事我听到过，也讲过，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讲到这无稽之谈时，坚信它纯属虚构，您却根据这谣言攻击整个警察机构。这完全是出于诽谤政府的不幸情绪，这种情绪是西方的腐朽影响在阁下身上的反映。在法国，政府与各党派水火不相容，它们也任意诋毁它；可是我们不同，我们的政府像慈父，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我们正尽一切力量要让社会尽可能保持安定和平静，然而有些人不顾惨痛的教训，坚持徒劳无益的反对派立场，企图煽动舆论的不满，用口头和书面传布谣言，说警察在大街上杀人。是不是？您在信上写过这事吧？”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严重，这才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隐瞒我在信上谈过这事，而且我还得指出，我这信只是写给父亲的家信。”
“当然事情并不严重，但是它却对您不利。皇上马上想起您的姓名，想起您到过维亚特卡，命令把您送回那里。因此伯爵要我通知您，请您明天上午八时前来见他，他会向您说明陛下的旨意。”
“那么这是说，为了您所讲的那件并不严重的事，我便得挈带有病的妻子，有病的孩子，前往维亚特卡？……”
“您在政府供职吗？”杜贝尔特问，仔细打量我的文官制服上的纽扣。
“我在内务部办公。”
“多久了？”
“六个来月。”
“一直在彼得堡？”
“是的。”
“我没有印象。”
“您瞧，”我笑笑说，“我多么安分守己。”
萨赫迪斯基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杜贝尔特不知道我在政府机关任职，可是他们知道我在房间里讲些什么，想些什么，给我父亲写信谈些什么……问题在于我那时刚开始与彼得堡的文学界人士接近，发表文章，主要是我从弗拉基米尔调到彼得堡，是通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关系，完全没有让秘密警察插手；到达彼得堡后，我也没有听从一些好心人的劝导，立刻向杜贝尔特或第三厅报到。
“好吧，”杜贝尔特打断我的话头，说道，“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对您都是有利的，昨天我还对茹科夫斯基说过，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得到的反应，也能像他对您的评论那么好呢。”
“可我还是得回维亚特卡……”
“要知道这是您的不幸，因为报告已呈交皇上，当时有许多情况还不清楚。您必须走，这不能改变，但是我想，可以把维亚特卡换成另一个城市。我跟伯爵商量一下，他今天还要进宫。一切可以使您从轻发落的办法，我们都将尽力而为；伯爵是像天使一般善良的。”
我站了起来。杜贝尔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这时我忍不住，站定了对他说：
“将军，我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有事，最好别派警察或宪兵去叫我，他们会弄得人心惶惶，特别在晚上。我的妻有病，为什么她该为岗警的事受罪呢？”
“哦，我的天，实在抱歉！”杜贝尔特回答，“这些人都笨手笨脚的。您放心，我不会再派警察打扰您。那么，明天见；别忘了，八点钟去见伯爵；我们在那儿会面。”
仿佛我们在相约上斯穆罗夫饭店吃牡蛎。
翌日八时，我到了本肯多夫的会客厅。那里已有五六个人在求见，他们垂头丧气，心事重重，靠墙站立，听到一点响声就惶恐不安，把身子缩得更紧，对每一个走过的副官都弯腰鞠躬。其中有一个女的，穿了丧服，拿着一卷纸坐在那儿，纸像白杨树叶一样在抖动。离她三步远，站着一个高高的、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七十来岁，秃顶，皮肤有些发黄，穿一件深绿色军大衣，胸前挂了一排奖章和十字勋章。他不时叹气，摇摇头，喃喃地自言自语。
窗旁坐着一个人，大模大样的，像是这儿的“上宾”或者奴仆和值星官。我进屋时，他站起身，我仔细瞧他的脸，认出了他；在戏院里，人家指给我看过这个讨厌的家伙，那是街上的主要特务之一，记得名叫法勃尔。他问我：
“您有事求见伯爵？”
“我是应召而来。”
“贵姓？”
我讲了姓名。
“哦，”他说，改了口气，仿佛遇见了老朋友，“不要客气，请坐！伯爵过一刻钟就会出来。”
客厅里静悄悄的，显得阴森可怕，日光勉强透过雾和结冰的玻璃窗射进屋内；谁也不讲话。副官们敏捷地穿梭来去，门口站着一个宪兵，偶尔倒换一下脚，弄得军刀铮铮出声。又来了两个求情的人。每来一人，值星官就得上前问明事由。一个副官走到他跟前，小声与他交谈，那副神气活像是无耻的浪荡子；大概他们谈的是什么下流事件，因此常常打断话头，露出奴才的无声的笑，值星官还扮鬼脸，表示他再也忍俊不禁，要笑出声了，一再说道：“别讲啦，求求您，别讲啦，我受不了。”
过了五六分钟，杜贝尔特出来了。他敞开上装，随随便便，扫了一眼那些求见的人，他们赶紧鞠躬。他从远处望见我，说道：
“您好，赫先生，您的事情大有起色27，一切顺利……”
我刚想问“让我留下了吗？”但话还没出口，杜贝尔特又回去了。接着，客厅里进来了一位将军，他全副戎装，整整齐齐，身子挺得笔直，穿着白军裤，肩上披着绶带，总之，我没见过更漂亮的将军。如果哪一天伦敦要举办将军展览会，像如今在辛辛那提举办婴儿展览会28一样，那么我建议一定得把他从彼得堡请去。将军走到本肯多夫出入的门口，马上立正，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津津有味地端详着这位模范军士……看来他的一生就是在操练步法时鞭打士兵；这种人是从哪里物色来的呢？他生到世上无非为的整队出操，立正稍息！跟他一起进屋的大概是他的副官，这是天下最俊秀的骑兵少尉，腿特别长，简直举世无双，头发金黄，脸蛋小得像松鼠，表情单纯，凡是被母亲宠坏的宝贝儿子大抵是这副样子，他们从来不学习，最低限度，从没学会什么。这株穿军装的金银花，与模范将军保持着应有的距离，站在那里。
杜贝尔特又出来了。这次他端起了架势，钮子也扣上了。他一见将军，立即问他有何贵干。将军像传令兵见了长官，准确地报告道：
“昨天接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公爵29传达的上谕，命卑职前往高加索作战部队服务，为此特在启程之前向伯爵大人辞行。”
杜贝尔特郑重其事地听完这些话，微微颔首表示赞许，退回里屋，过不一会儿又出来了。
他对将军说：“伯爵万分遗憾，没有时间接见阁下。他很感激，要我转达，祝您一路平安。”说毕，他伸开双臂，拥抱了将军，还把自己的唇髭在将军的面颊上贴了两下。
将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了，松鼠脸和仙鹤腿的年轻副官跟在后面。这个场面抵消了我那天的不少痛苦。将军的步法表演，委托接受的告别仪式，最后，列那狐30的油滑嘴脸与将军阁下的空心脑瓜的接吻——一切都那么滑稽，使我几乎忍俊不禁。我觉得，杜贝尔特似乎发现了这一点，因此这以后才不敢小看我。
两扇门终于一齐打开了，本肯多夫走进了客厅。宪兵司令的外表确实无可挑剔，容貌与日耳曼血统的、特别是德国种的贵族大体一致，脸上布满皱纹，神色显得困倦，眼睛中流露出足以迷惑人的善良目光，这是那种随和的、冷漠的人所常有的。
本肯多夫这个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站在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也许作为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干尽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这我可以相信，特别是想起他那淡漠呆板的脸色时。但是他也没有做过好事，这需要毅力、意志和热情，而他没有。在尼古拉这种冷酷无情的暴君手下作大员，却不敢为受害的弱者仗义执言，这已比得上任何罪恶了。
有多少无辜的人牺牲在他的魔掌下，又有多少人由于他的疏忽怠慢，由于他忙于寻欢作乐而死去；也许，这个过早衰老和虚弱的人，最后在船上背叛自己的宗教，企图从天主教会得到拯救，靠赦免一切的赎罪符获得解脱的时候31，曾有不少阴郁的鬼魂和沉重的回忆在他的头脑中徘徊，折磨着他……
“皇上得知，”他对我说，“您在参与传播危害政府的谣言。他看到您还很少悔改，因此命令把您重新遣返维亚特卡。但是我根据杜贝尔特将军的请求和有关您的情报材料，向皇上说明了您夫人的病，皇上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定。皇上禁止您进入京城，您得重新接受警察的监督，但是居住地点可由内务大臣另行指定。”
“请允许我直说，即使这时候，我也还不能相信，我的流放没有其他原因。1835年我为我没有参加过的酒会被流放；今天我又为众所周知的谣言受到惩罚。这命运太不公平了！”
本肯多夫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一切道理他都知道，于是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向您宣布皇上的旨意，您却向我发表议论。您向我说什么，或者我向您说什么，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废话。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至于将来怎样，一部分要取决于您自己。您既然提到了您的第一次事件，那么我得特别提请您注意，别招来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您恐怕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本肯多夫微微一笑，向我表示了好意，便朝那些求情的人走去。他很少与他们讲话，收了状子，略看一眼，便丢给杜贝尔特，对求情者的诉说，只偶尔露一下表示体谅的优雅笑容。这些人整整筹划了几个月，日夜盼望着这次会见，它关系到他们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他们费尽周折，花了多少力气，才走进这间客厅，而在叩开紧闭的双扉之前，宪兵或司阍又曾把他们赶走过多少次。何况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决不敢冒昧求见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前，一切合法道路必然都已试过。可是这个人却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他们敷衍搪塞，可想而知，最后不过是某个科长作出某种决定，把案件移交另一个衙门而已。那么他这么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又是为的什么呢？
本肯多夫刚走到挂勋章的老头儿面前，那人就双膝一跪，诉起苦来：
“伯爵大人，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真不害臊，”伯爵大声呵斥，“您玷污了您的勋章！”于是怀着崇高的愤怒扬长而过，没有收他的状子。老人默默起立，无神的眼光显得恐怖而困惑，下嘴唇哆嗦着，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种人异想天开，指望当一个人，却落得如此不像人样！
杜贝尔特上前向老头儿收了状子，说道：
“您这是何苦啊？好吧，您把状子给我，我会处理的。”
本肯多夫觐见皇上去了。
“我怎么办呢？”我问杜贝尔特。
“您请内务大臣挑选一个合意的城市就成了，我们不想干涉。我们明天就把全部案卷转到那里；我祝贺您获得这么顺利的解决。”
“我十分感谢您！”
离开本肯多夫那儿，我便回到了部里。我已说过，我们的主任属于那类德国人，这种人有点像狐猴，细长条子，做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头脑迟钝，思路不清，要揣摩好久才能理出一点头绪。不幸我把事情告诉他时，第三厅的公文尚未送到。这事他完全没有料到，因此像晴天霹雳，吓得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自己也觉察了这一点，为了改正，只得对我说：“请允许我使用德语”32。也许他用德语讲话，文法错误可以少些，但意思仍不准确鲜明。我看得很清楚，在他身上有两种情绪在搏斗，他了解这处分完全不公正，但认为主任的责任是拥护政府的行动；他既不愿在我面前扮演粗野的角色，又不能忘记秘密警察与内务部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情绪。这样混乱的思想要表达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易办到。最后他只得声明，在向大臣请示之前，他不便表示什么，说毕便去找他。
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召见我，向我了解情况，仔细听完以后，对我谈了他的结论：
“这纯粹是警察的陷害。嘿，好吧，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真的以为他会马上觐见皇上，向他说明一切，其实大臣们是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关于您这件事，”他接着说，“我已收到皇上的命令，这就是，您瞧，它要我选择一个地点，安排您的职务。您希望去哪里？”
“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我回答。
“当然……好吧，既然地点可以由我决定，而这两个城市对您大概都一样，那么一有省府参议的空缺，我首先委派您，按照您的官衔，这是您可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现在您可以准备缝一套绣花领圈的官服啦。”他又打趣道。
这就是他的对策，但并不符合我的要求。
过了一星期，斯特罗戈诺夫呈报枢密院，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的参议。
这是十分可笑的，多少个秘书、八等文官和省县官员，都在凯觑这个位置，为它奔走钻营，千方百计托人情，送贿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神圣的诺言，可是这位大臣为了执行圣上的旨意，为了对秘密警察进行报复，决定用升级作为惩罚，让苦药变成甜酒，突然把这个空缺（大家你争我夺、梦寐以求的目标）丢到了一个人的脚下，而这个人却是抱定宗旨，一有机会就要弃官出走的。
辞别斯特罗戈诺夫之后，我便去拜见一位夫人；关于我与她的认识，应该补充几句。
我上彼得堡时，父亲给我的介绍信中，有一封我拿起过十多次，在手中簸弄了一会儿，又放回了桌上，把拜访推迟到下一天。这信是写给一位七十岁的阔绰贵妇人的；我父亲与她的友谊还是早年开始的；他认识她时，她还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宫中，后来他们在巴黎重逢，一起游历各地，最后，三十年前，两人都回国休息了。
我一般不爱结交显贵，特别是妇人，何况还是七十高龄的老太太；但是父亲问了两次，问我是否拜会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最后，我决定吞下这颗药丸。听差把我领进一间相当阴暗的客厅，这儿陈设简陋，墙壁已经褪色，有些发黑了，家具和帷幔等也失去了光泽，显然一切放在原地已经多年，从未移动过。它使我想起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府上；老年也像青春一样，必然对周围的一切留下痕迹。我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等女主人接见，准备应付那些枯燥的问题，那种耳聋和咳嗽，以及对新一代人的谴责，也许还有道德说教。
过了五六分钟，一位高大的老妇人迈着稳健的步子进屋了。她面容端庄，早年的出众美貌还依稀可见；她的姿态、举动、手势，在在表现出执拗的意志、顽强的性格和敏捷的智慧。她目光炯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走到沙发跟前，一挥手推开桌子，对我说道：
“坐到这儿圈椅上来，靠近我一些，我与您父亲是老朋友呢，我喜欢他。”
她打开信，把它交给我，一边说：
“请您念给我听，我眼睛痛。”
信是用法文写的，除了各种恭维话，就是回忆和暗示。她露出微笑，听我念完，说道：
“他的头脑还没有老，还是那样；他很可爱，非常尖刻。现在还一直坐在书房里，穿着长袍装病吗？两年前我路过莫斯科，探望过您爹，他说，我是勉强接见您的，我不久于人世啦，可后来谈得起劲，就把自己的病给忘啦。这都是无病呻吟；他比我稍大一些，长两三岁，说不定还没有，我又是个妇女，可还照样自己走路。真的，您父亲提到的那年代，如今多远了哟。您想，我与他是头一批会跳舞的。那时英国舞正风行一时呢；我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33常在故世的女皇那儿跳舞；您不妨想一下，您爹穿了淡蓝的法国长衣，扑了粉，我穿了箍骨裙和夜礼服34。与他跳舞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美男子35，他比您漂亮——哦，您让我仔细瞧瞧，对了，他比您漂亮一些……您别生气，我这样的老人才会讲真话。其实，我想您也不在乎，您是文学家和学者呢。哟，我想起来啦，您倒给我讲讲，您那件事究竟怎么样？您流放到维亚特卡以后，您爹写信给我，我找布卢多夫36设法——他不敢插手。为什么要放逐您，他们都不肯讲，这些人什么都是‘国家机密’。”
她的举止言谈都那么朴实，诚恳，与我的预料相反，我变得轻松而自由了。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给她讲了我们的案子。
“向
大学
生开战，”她说，“把什么都看成阴谋暴动；那些家伙当然正好乘机巴结，小题大做。他身边尽是这种小人，这些不清不白、不明来历的家伙，不知他是从哪儿搜罗到的？想想看，亲爱的阴谋家37，您当时几岁，十六岁吧？”
“正好二十一岁。”我回答，心里觉得好笑，她竟然把我的和尼古拉的政治活动看得这么无关紧要，毫无价值。“不过我是年纪最大的。”
“整个政府怕四五个大学生，真是可耻。”
这么谈了半小时，我起身准备告辞。
“等一下，等一下，”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叫住了我，声音显得更友好了，“我还没结束我的教义问答呢。您是怎么带走您的新娘的？”
“您也知道这件事？”
“唉，我的少爷，新闻是会到处飞的。当时我对您父亲说，青年人是有热情的；他还在生您的气呢，不过他是聪明人，后来明白了……何况你们生活很美满，那还要怎样？他说：‘怎么能违抗命令，私自潜入莫斯科，万一被发觉了，非坐牢不可。’我回答他说：‘可现在没被发觉啊，您应该为此高兴才对呢，何必胡思乱想，自寻烦恼。’他说：‘唉，您总是什么也不怕，冒冒失失的。’我回答他：‘我的爷，我这一辈子也不比别人过得坏啊。再说，这算什么，捉弄小两口，不给他们钱！这不像话！’他说：‘得啦，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了，您别生气。’哦，让我见见您的夫人，行吗？”
我向她道了谢，说我这次是一个人来的。
“您耽搁在哪儿？”
“在德穆特饭店。”
“也在那儿用膳？”
“有时在那儿，有时在杜马餐厅。”
“为什么要上饭馆，多花钱，这对有家的人也不合适。如果您不嫌弃一个老太婆，您到这儿来与我一起吃饭好了，真的，我认识您感到很高兴；谢谢您的父亲打发您来看我，您是非常有趣的青年人，别看您年轻，很懂道理，瞧，我刚才跟您什么都谈；跟那些朝廷大臣在一起可讨厌呢，这些人光知道宫廷，要不就是什么人得了勋章，净讲些废话。”
梯也尔在一卷执政府时期的历史中38，相当详尽、相当忠实地记载了保罗一世被害事件39。他两度提到一个女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最后一个宠臣祖博夫伯爵的姐姐40。她年轻漂亮，但已经守寡，丈夫是一位将军，大概在作战中阵亡的。她天性热烈好动，从小娇生惯养，但是才智出众，具有丈夫气概；在保罗一世野蛮疯狂的统治时期，她成了一切不满者荟萃的中心。人们在她府上密谋策划，她则推波助澜，当了他们与英国大使馆联系的桥梁。保罗的警探最后对她产生了怀疑，但她事先得到消息（可能是帕连41亲自通知她的），逃到了国外。阴谋那时已准备就绪，她在普鲁士国王42的舞会上，收到了保罗被弑的消息。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欢乐，在舞会上兴奋地当众宣布了这事。它使普鲁士国王感到难堪，当即下令限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柏林。
她到了英国。这位显贵的夫人从小安富尊荣，过惯了宫廷生活，为叱咤风云的野心驱使着，成了伦敦首屈一指的名流，在与世隔绝、高不可攀的英国贵族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43，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后来更……她在国外的那些岁月真是煊赫一时，但是在朝欢暮乐中终于蹉跎了美好年华。
随着老境的到来，她的生活也变得一片凄凉，有的只是命运的打击，寂寞的光阴，伤心的回忆。她的儿子在波罗金诺战役中阵亡，她的女儿病故，留给她一个外孙女奥尔洛娃伯爵夫人44。老太太每年8月从彼得堡前往莫扎伊斯克，为她儿子的坟茔扫墓。孤独和不幸不能摧毁她坚强的性格，只是使它变得忧郁和傲慢了。她像严寒中的古木，树干和树枝仍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只是树叶凋落了，光赤的枝柯似乎又瘦又冷，但整个外表却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气宇轩昂，树干蒙上了一层白霜，依然高傲而阴森地屹立着，任它风吹雨打也不弯折。
她的一生是漫长的，活动频繁，交游广阔，也不少坎坷不幸，而世态炎凉更带给她辛酸之感，这一切造成了她那种睥睨一切的目光。她有自己的哲学，它的出发点就是对某些人的彻底鄙视，可是活跃的天性又使她离不开这些人的奉承凑趣。
各种胖的和瘦的枢密官及将军们告退时，她常常向我颔首示意，对我说：“您还不了解这些人，可我已经看透了他们，我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哄骗；我的兄弟得宠的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女皇对我爱怜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说来您也不信，那些挂满勋章的老头儿，连行走也困难了，却争先恐后跑进前室，给我拿大衣，递暖鞋。女皇驾崩，第二天我的屋子就空了，人们躲避我就像躲避瘟疫，见了我就像见了疯子，可他们就是昨天那些奉承拍马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我到了海外。回国后，上帝给了我不少灾难，可是我没看见谁对我表示过同情；只剩下两三个老朋友依然与我来往。嗯，新的皇朝开始了，奥尔洛夫据说有了势力，当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真有势力……不过至少大家这么想；他们知道，他是我的继承人，外孙女又爱我，于是又有人上门来了，又准备给我拿大衣和皮鞋了。唉！我了解这些人，可有时独自坐着实在心烦，眼睛又痛，看书不便，况且也不能老看书啊，我只得让他们来讲些废话，散散心，打发一些时光……”
这是从上世纪留下的一件精致古董，她的周围尽是些昏庸老朽的官僚，他们是从彼得堡宫廷生活的污泥浊水中长大的。她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这也是事实。如果说她分享过叶卡捷琳娜的狂欢节日和乔治四世的佳肴美酒，那么她也分担了保罗时期阴谋者面临的风险。
她的错误不在于鄙视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而在于她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当作了宫廷菜圃的产物。叶卡捷琳娜时期，宫廷和近卫军确实包括了俄国全部有教养的人士，这多多少少继续到了1812年。从那以后，俄国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战争唤醒了人们，人们的觉悟引起了12月14日事件。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宫廷方面留下的已不是俊彦之士；酷刑与暴政使一些人愤然离开，新的风气又使另一些人背离了它。亚历山大继承了叶卡捷琳娜的文明传统，到了尼古拉时期，贵族社会的高尚风气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极权暴政，另一方面是卑躬屈膝的奴才精神。这是拿破仑式歇斯底里粗暴作风和没有灵魂的官僚世界的混合物。新社会以莫斯科为中心迅速地发展着。
谈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一本绝妙的书：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45，这是二十年前在伦敦出版的。书后附有维尔莫特两姐妹46的《笔记》，她们于1805至1810年间是达什科娃的亲信女伴。姐妹俩是爱尔兰人，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观察能力。我希望她们的书信和回忆录也能介绍给我国读者。
把1812年前的莫斯科社会与1847年我出国时相比，我的心高兴得直跳。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进步。那时对现实不满的都是离职的，被贬黜的，被迫退休的人；现在却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了。那时社交界的名流是反复无常的寡头政治家，如阿·格·奥尔洛夫伯爵47和奥斯特曼48等，正如维尔莫特小姐所说，那是“影子的世界”，由十五年前在彼得堡去世的那些国务活动家所组成，他们终生搽粉，挂绶带，在莫斯科出席午宴和酒会，颐指气使，妄自尊大，既无力量，也不懂得什么。1825年后，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却是普希金，米·奥尔洛夫49，恰达耶夫，叶尔莫洛夫50。从前人们低声下气地聚集在奥尔洛夫伯爵府上，夫人们戴着“别人的钻戒”51，男舞伴们不敢擅自坐下，伯爵的农奴在我们面前表演化装跳舞。四十年后，我却看到这一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里；那些戴别人的钻戒的夫人们的女儿，那些不敢坐下的先生们的儿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聆听格拉诺夫斯基那深刻有力的讲演，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们。
这些人来自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他们挤在讲台前面，年轻的科学战士则在台上探讨严肃的问题，谈古论今，预言未来，而这一切正是热列布佐娃不可能想象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特别仁慈和器重，原因就在于我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的第一个标本；我的谈吐，我的思想，都使她惊讶。她把我看作另一个俄罗斯的新生幼苗，而冬宫的窗结了冰，已把原来的俄罗斯遮蔽得阴暗无光了。我感谢她的美意！
我听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轶事，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她不论与谁来往，与阿图瓦伯爵52和塞居尔53，还是与格伦维尔勋爵54和坎宁55，她都有自己的见解，独立的看法，而且与众不同。我只限于叙述一件小事，而且尽量用她本人的话。
她住在海军街。有一次一支军乐队在街上吹吹打打走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窗前看了看，对我说：
“我有一幢别墅，离加特契纳56不远，夏天我有时上那儿避暑。我吩咐在屋前开辟了一个大广场，那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地上铺了草皮。前年我到了那儿；真没想到，清早六点钟外面就鼓声大作，我躺在床上给吓得半死；鼓声越来越近，我按铃把我的卡尔梅克使女叫来，问她：‘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她说：‘这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57在操练士兵呢。’‘在哪儿？’‘在我们院子里。’原来他看中了这块草坪，绿绿的，平平的。真是
岂有此理
，一位夫人住在这儿，又是老太太，还有病，他却在六点钟跑到这儿打鼓！我想，这种小事好办。‘叫管家来见我。’管家来了。我对他说：‘你马上坐车到彼得堡，雇几个白俄罗斯人，愈多愈好，叫他们明天上这儿挖池塘。’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到我窗前来训练海军吧。这些人简直毫无教养！”
……自然，我离开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后，立即拜访了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我的天，真是胡闹，越来越不像样了，”她听完后说，“为这点小事，把一个世家子弟放逐到外地，这成何体统。让我跟奥尔洛夫谈一下，我难得求他什么，这些人都不愿给人帮忙；不过有时说不定也会干点什么。您过一两天再来，我给您回音。”
过了一天，她早晨派人找我。我进屋时，她那儿已有几个客人。她没戴包发帽，只是用一块白麻纱手帕裹着头，这通常是她心情不好的迹象。她眯缝着眼睛，几乎看也不看那些前来请安的高级文官和显赫将军。
一位客人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把昨天皇上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嘉奖令给您抄来了，您也许还没看过吧？”
我不知道她听清楚没有，但她拿起纸，把它摊开，戴上眼镜，皱起眉尖，非常吃力地念道：“公-爵，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您这是给我的什么？……啊？……这不是给我的呀！”
“我向您报告过了，这是皇上的嘉奖令……”
“我的老天爷，我眼睛痛，连写给我的信也常常没法看，您却要我念别人的信。”
“让我念……我真的没想到。”
“算了，不必费心了，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何必管他们写些什么。我没几天好活了，不想再为这些事操心。”
这位先生落了个没趣，只得强装笑容，把嘉奖令放回了口袋。
看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情绪不好，很容
易冒
火，客人陆续告辞了。等只剩下我们时，她对我说道：
“我要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告诉您，我变得老糊涂了，答应替您办事，可什么也没办成。俗话说：不知深浅，且慢涉水，真是一点不错。昨天我与奥尔洛夫谈了您的事，可毫无指望……”
这时正好听差进屋通报，奥尔洛娃伯爵夫人驾到。
“哦，没什么，都是自己人，我马上讲完了。”
伯爵夫人生得很美，还正当盛年，她上前向外祖母吻手问安，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介绍了我的姓名，又对她道：
“坐吧，坐吧，我的朋友。孩子身体好吗？”
“很好。”
“谢谢上帝。对不起，我正在讲昨天的事。就这样，我对她的丈夫说：‘随你怎么对皇上讲，总之，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可哪儿成！他说什么也不干，对我道：‘这属于本肯多夫的管辖范围，我可以与他商量一下，但不能麻烦皇上，惹他生气，况且这不是我们应该过问的。’我对他说：‘你这算什么主意，跟本肯多夫商量？那我何必拜托你。这个人老朽昏聩，自己也不晓得在干些什么，整天想的就是女戏子，可早已不是拈花惹草的年纪啦；不论秘书写的是什么无稽之谈，他都拿去报告。他会干什么？算了，你趁早别给我丢脸，亏你想得出，要恳求本肯多夫，事情都是他搞坏的。’他说：‘我们的规矩是这样’，于是给我谈一通大道理……嘿！我看得出，他无非是怕找皇上……我说：‘怎么，他是野兽不是，你这么怕他？那为什么还要一天朝见五次？’这种人还跟他讲什么，毫无指望。您瞧，”她指指奥尔洛夫的画像，又对我说，“多么威风凛凛，可是不敢讲话！”
我没瞧画像，却忍不住瞟了奥尔洛娃伯爵夫人一眼；她的处境是不太惬意的。她含笑坐着，有时睃我一下，仿佛在说：老太太生气了，小辈只得让她几分，但发现我的目光并不同意她的看法，便佯装没有看到我。她并不开口，这是很聪明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是容易说服的，她的脸气红了，你劝她反而会被她狠狠奚落一顿。只能听她数落，静候暴风雨的过去。
“对啦，那时你们在哪里，大概在沃洛格达吧，那些小公务员都以为奥尔洛夫是皇上宠信的，势力很大……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是他手下的人放的空气。这些人有什么势力，他们小心谨慎，诚惶诚恐，还谈得到什么势力……您别埋怨我，我这是多管闲事。您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看，别去诺夫哥罗德！不如上敖德萨，离他们远一些，这地方几乎像外国，而且沃龙佐夫58在那儿，这人如果还没变坏，与他们是不同的。”
沃龙佐夫当时在彼得堡，每天登门探望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但她对他的偏爱是并无多大根据的。他表示愿意带我前往敖德萨，只要本肯多夫同意。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冬季也过了，谁也没有催我动身，大家把我忘了，特别是下面那次会见之后，我更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沃洛格达省长博尔戈夫斯基当时在彼得堡，他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相当喜欢我，我不时上他家走走。他参加过谋害保罗一世的政变，当时他是谢苗诺夫近卫团的青年军官，后来到了1812年，斯佩兰斯基那不明不白的案件59发生后，他受了牵连。那时他在作战部队任团长，突然被捕，送至彼得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还没到达流放地，亚历山大赦免了他，让他回团供职。春天有一次我去看他，有个将军背朝门坐在大安乐椅上，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到一块银肩章。
“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博尔戈夫斯基说，这时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杜贝尔特。
“我荣幸得很，早已认识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了。”我笑笑说。
“您快去诺夫哥罗德了吧？”他问我。
“关于这一点，我正想向您请示呢。”
“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催您的意思，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们已把您交给了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您什么时候动身与我们无关，何况您的夫人病了，这是完全合法的理由……”（真是世上最谦恭有礼的人！）
六月初，我终于拿到了枢密院的委任令，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府参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认为我可以动身了，于是我在7月1日前后抵达了上帝和圣索菲亚保护下的城市诺夫哥罗德60，住在沃尔霍夫河边，对岸有一个大丘陵，12世纪的伏尔泰主义者们便是从这儿把威灵显赫的雷神像丢进河中的。
1 康·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斯拉夫派主张把俄国恢复到17世纪以前的状态，因此当时俄国虽然已经迁都彼得堡，他们仍把莫斯科看作首都，而彼得堡不过是“皇上的驻地”。
2 谢·斯特罗戈诺夫（1794—1882），当时的莫斯科学区总监，他是前面提到的内务大臣亚·斯特罗戈诺夫的胞兄。
3 当时俄国的文官晋升制度还是彼得大帝时期确立的，共分十四个等级，而从第九等升为第八等十分重要，因为按照这个制度，凡世袭贵族均可取得八等以上官职，而非世袭贵族升至第八等即可获得贵族称号。
4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二卷第三章。
5 指起义者在彼得一世铜像周围布列的方阵。
6 彼得一世逝世的日子实际上应为1月28日。
7 俄国有句谚语：保姆共七个，孩子没人管。意思是管的人多了，大家不负责。
8 伦敦西部的一个区域，是盗贼聚居的罪恶渊薮。
9 旧俄纸币，值二百卢布。
10 指阿列尼岑，维亚特卡省办公厅主任，不是科长。
11 当时俄国两个平凡的诗人和剧作家。
12 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一个孤高绝望的人物。
13 当时俄国的司法大臣。
14 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人公。
15 爱沙尼亚的一个岛。
16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波希米亚兄弟会，反对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烦琐仪式。
17 彼得保罗要塞的一部分，是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佩斯捷利、雷列耶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均曾囚禁于此。
18 杜贝尔特（1792—1862），俄国特务头子，本肯多夫的助手，第三厅办公厅主任。
19 我可以保证，这位可敬的老人确实用了“坏蛋”这个字眼。——作者注
20 赫尔岑于1840年11月给父亲写信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封信落到了宪兵手中，因而出事。
21 赫尔岑被第三厅召见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因受惊，于1841年2月引起早产，生下赫尔岑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伊万，孩子几天后便夭折了。
22 原文是拉丁文。
23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即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的女儿于1844年在分娩中死去。
24 库里埃（1772—1825），法国自由派
政论
家，以文笔优美著称。这里提到的内容见他所著《致〈检察官〉杂志编者的信》。
25 即沙皇的特务头子本肯多夫。
26 即前面赫尔岑会见过的那个老头儿，他也是当时第三厅的高级官员，杜贝尔特的助手。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英文。辛辛那提是美国的城市。
29 当时的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的名字。
30 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角色。列那狐是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以奸诈狡猾著名。
31 本肯多夫于1844年9月从国外坐船回彼得堡时，突然死在船上。死前不久，他改信了天主教。
32 原文是德文。
33 即赫尔岑的父亲。
34 原文是法文。
35 原文是法文。
36 1832至1837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37 原文是法文。
38 梯也尔是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所著《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代史》共二十卷，这里是指它的第一卷。执政府时期是1795至1799年拿破仑任执政官的时期。
39 保罗一世推行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中亲英派的不满。一部分贵族与皇太子亚历山大在英国大使馆的支持下，于1801年3月发动政变，杀死保罗一世，由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皇位。
40 即奥·亚·热列布佐娃，她的兄弟祖博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宠臣，她自己也是女皇的宫中女官。
41 帕连（1745—1826），俄国的伯爵和大臣，1801年宫廷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42 指1794至1840年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在国际上执行中立政策。
43 1820至1830年的英国国王。
44 即沙皇宪兵司令奥尔洛夫伯爵的妻子。
45 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回忆录》，1840年用英文出版于伦敦。
46 凯瑟琳·维尔莫特和玛丽·维尔莫特，都曾作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宫中女伴，写有记述当时俄国宫廷生活的回忆录和书信等。
47 1762年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48 奥斯特曼（1725—1811），俄国外交家，大臣。
49 十二月党人。
50 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名将。
51 维尔莫特小姐的话。——作者注
52 即查理十世（1757—1836），1824至1830年为法国国王，被七月革命所推翻。他早年被封为阿图瓦伯爵。
53 法国外交家及作家。
54 英国外交家。
55 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及首相。
56 俄国皇室领地。
57 俄国皇族，大公。
58 沃龙佐夫（1782—1856），俄国大官僚和国务活动家，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这人是个伪君子，普希金曾多次谈到他。
59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斯佩兰斯基因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方案，遭到地主贵族陷害，于1812年被撤职查办，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后又被贬黜到西伯利亚任总督。
60 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圣索菲亚被认为是它的守护神，公元10世纪城内即建有索菲亚大教堂，12世纪时形成了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独立的封建国家。